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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过年了!过年了!”“噼里啪啦”的爆竹声迎来了除夕之夜。在这辞旧迎新之际，奶奶、二叔和堂妹都从扬州回来过年了。
爷爷为我们筹办了一桌丰盛的年夜饭。有美味可口的可乐凤爪，有香甜润滑的桂花藕粉圆子，还有香辣十足的烤鸡翅……样样都让人垂涎三尺，味香色俱全。全家人围坐在一起，边吃边聊，相互敬酒祝福，其乐融融。
饭后，大人们悠闲地坐在沙发上一边品茶，一边看电视。而我则带着堂妹在院子外面放烟花。我拿起一个“开门红导弹”点燃后，过了一会手上一阵剧烈的震动，轰的一声一个光点飞向天空，随后，“嘭”的一声炸出了五颜六色的火花，美丽极了，妹妹一个劲地拍手叫好。然后我又拿了一根“火炬”，按照说明将它竖立地面，点燃导火线，先是一阵耀眼的白光，接着白光变成红光，最后好几个光点“噼里啪啦”炸向地面，让我们眼花缭乱，兴奋至极。
掌声和欢笑声又把我们带入了“春晚”。今年的“春晚”文娱节目丰富多彩。有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瑰宝的京剧节目，有表现人们抗震救灾的舞蹈，有激发人们斗志的大合唱和男女声独唱，还有让人赏心悦目的小品和让人笑破肚皮的相声……
时间过得真快，新年的钟声敲响了。在“噼里啪啦”的鞭炮声中，在“春晚”的欢笑声中，我们又迎来了新的一年。
新年近了，我们的城市变得喜庆又漂亮。
小区里，树上挂着有一个个红艳艳的灯笼，象征新年我们的生活红红火火;五颜六色的彩旗象征着我们的生活的丰富多彩;橘子树黄澄澄的，表示在新的一年里大家会财源滚滚，发大财。
超市商场里买糖果的地方挤满了人，他们正忙着挑选五颜六色的糖果，还要把像“金子”的金灿灿的糖买回家，等着发财，开心果也很受欢迎，因为它象征着我们新的一年会开开心心。
家的大门两侧贴着红色春联，上面写着一些祝福的话。家里的桌子上摆着红色的迎春花，高贵的牡丹花，还有粉红色的桃花和淡黄色的水仙花。桌上摆着各色的糖果，装饰我们的生活甜甜蜜蜜。过年要吃瓜子，因为瓜子代表着我们很有爱心。
过年之前我们也要扫尘，妈妈把被子拿出来了洗了，我就扫地，是因为我们要把不好的赶走。干干净净迎新年。
过年之前大人为小孩子准备了红包，给我们压岁钱，我期待着：红包里有多少钱呢?能收到有多少个红包?妈妈什么时候给我买新衣服?
新年近了我开心的等待着它的来到，我期待着穿上妈妈给我买的漂亮新衣服，和小朋友们一起放鞭炮，到别人家拜年做客。
新年近了，我高兴地等待它的来临。
【兄弟糖缘】
又一个新年将至，我想起了多年前快过年时，发生在我父亲身上的一件事。
20世纪70年代，农村刚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。我的老家离集市很远，乡亲们要买个针头线脑得赶二三公里山路，父亲脑子灵活，决定在老家开一家杂货店。
开春后，父亲卖了一头猪，攒了200元，办执照，购点油盐酱醋，积蓄所剩无几了。父亲是个极爱面子的人，从不轻易借钱，等他艰难地借遍亲朋好友后，才想到乡里的信用社。信用社有个与父亲年龄相仿的人，他叫张本元，父亲一辈子叫他“张主任”。父亲找到张主任，说了开店进糖缺钱的事。张主任与父亲商议了几句，然后办了手续，签好字，按上手印，父亲便拿到了200元。父亲靠着信用社贷来的200元，购入100公斤白砂糖，剩下的钱买了一些红砂糖和饼干之类的。
小店终于在一个初春的薄雾中开张了。农忙时父亲在田里忙活，母亲坐店;农闲时父亲挑着货郎担，早出晚归，走村串户。父亲沉默寡言，货郎担里却货真价实，卖得最快的还是白砂糖，一天要卖几公斤。两个月后，父亲算了笔账，贷的200元进的糖卖出后净赚45元，当然父亲没有把“脚力钱”算进去，父亲很高兴，凑上200元去还贷，并特意捎上一包白砂糖、一包红砂糖。张主任说：“你的心意我领了，但这两包糖我不能收。”父亲急得脸通红，一个劲儿地劝张主任：“天热了，泡泡水喝吧。”张主任没办法，只得收下两包糖，父亲把还款手续办完后，张主任塞给父亲1.5元(当时白砂糖每公斤1.4元)，父亲急得脸红脖子粗，说什么也不肯要张主任递过来的钱。
时间过得飞快，父亲的小店一天天红火起来，乡亲们都喜欢到小店买东西，偶尔也有赊账的。年底，节日的气氛一天天浓起来。父亲到集上调年货，张主任碰到父亲，说：“我家老大从市内买了一些软糖，适合老年人，不伤牙齿。”那时的市面上软糖稀贵。张主任递给父亲一个小包裹，父亲高兴地收下了，就好像是走亲戚时收到的馈赠。父亲回到家里，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裹，里面真有几颗软糖，可除了软糖，里面还藏着1.5元的钞票。父亲想起来了，这是张主任在还那1公斤糖的钱。望着那两张钞票，年迈的父亲眼睛湿润了……